從七一現場調查看遊行的恒與變 |
一年一度的七一遊行結束，不少討論再次集中在遊行人數上。民主派的「六四自動轉?」論本來就沒有甚麼科學上或經驗上的根據，期望落空並不出奇。但從另一角度看，三萬人並不是一個特別小的數目，它比2006年和2008年的遊行人數要高，跟2005年以及2007年回歸十周年時的人數相約。 有說這三萬人就是香港市民中熱烈追求民主發展的「基本盤」。那麼這「基本盤」的特徵是甚麼？今年七一遊行的參加者的特徵跟過去比較有甚麼異同？七一遊行中有多少是一年復一年地參與的忠實支持者？有多少是新的參與者？新參與者是通過甚麼過程和渠道被引進七一遊行的呢？ 今年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再次進行七一遊行現場調查，幾位筆者希望根據一些有關數據的初步分析，對以上的問題所出討論。現場調查的方法及一些基本資料可以在港大民意研究網站上獲取，我們在此略過。唯一需要指出的是，今年的現場調查也包括了參與雷曼苦主大遊行的人士。但以下的分析數據則只包括參與民陣的七一大遊行的人士。 從調查結果來看，七一遊行的基本特徵，整體而言並沒有很大的變動。我們可以就這些特徵作幾點概括。首先，從2003年第一次七一遊行開始，我們就已經發現，遊行人士多為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層。例如2007年的七一遊行，就有57.0%的參加者曾接受大專教育，54.1%的參加者認為自己的家庭屬中層階級。今年的七一遊行也是一樣，有53.2%的遊行人士曾接受大專教育，54.4%的遊行人士認為自己屬中層階級。 第二，遊行人士仍然以追求民主為他們的訴求的「最大公約數」。亦即是說，雖然不少遊行人士的確有不同的訴求，但他們都承認追求民主是他們參與七一遊行的主要訴求之一。在今年的調查中，81.6%的參加者「非常同意」自己參與遊行是「為了支持民主」，「非常同意」參與遊行是「為了表達對特區政府施政的不滿」的有70.5%，而「非常同意」參與遊行是「為了爭取自己所屬團體的訴求」的則只有32.5%，「非常同意」參與遊行是「為了其他訴求」的只有27.4%。 第三，七一遊行是高度自發參與的，遊行人士大都不屬於任何的社會或政治組織。在今年七一遊行中，屬於某些社會或政治團體的遊行人士比例只21.9%，和過往相約。同時，七一遊行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延續的性質。遊行參與者大都在很早的時段就已經決定參加遊行。在調查中，指在去年七一之後就已經決定參加今年遊行的有37.5%，而指在一個月前已決定參加遊行的有27.1%。在這情況下，各種號召的作用並不大，表一顯示了2007年和今年七一遊行參與者對各種號召的重要性的評價。從表中可見，跟2007年比較，今年的遊行人士認為從各種渠道而來的號召對自己的參與決定是「重要」和「非常重要」的比例均有所增加。其中認為政黨的號召重要的比例從29.8%升至40.0%。另外，隨著所謂網絡2.0的發展，今年遊行人士中有39.7%認為從網絡而來的號召「重要」和「非常重要」，比2007年上升約10%。不過，整體而言，認為不從各種渠道而來的號召重要的比例，大都在40%或以下。唯一例外是「朋友、同事和同學」的號召較為重要。 表一 各種號召對七一遊行人士參與決定的影響
圖中顯示為認為從某一渠道而來的號召「重要」或「非常重要」的比例。 第四，遊行人士的政治觸覺及參與程度較一般香港市民為高。67.7%的遊行人士有參與今年的六四晚會。不過要強調的是，這比例並不顯示任何的「六四效應」。參與六四和七一的香港市民高度重疊是可以預期的，但這並不代表前者對後者可以有很大的和直接的影響。事實上，今年的遊行人士中有87.8%在去年的立法會選舉中的投票。這只不過顯示，會花時間和力氣遊行的市民，自然不會吝惜那一點時間去投票，那並不表示投票令人更可能去遊行。 遊行人士的政治參與意欲亦顯示於他們的政治討論頻率中。31.2%的遊行人士經常與人家人討論政治及公共事務，44.3%則有時與家人討論。同時，29.8%的遊行人士經常與朋友討論政治及公共事務，51.2%則有時與朋友討論。這些比例遠高於一般調查所得的香港市民中會討論政治及公共事務的比例。 與家人和朋友的政治討論也跟最後一個遊行人士的特徵有關，就是他們大都身處於在政治觀點上一致性高的社會網絡中。46.9%的遊行人士認為自己和家人的政治態度大致上一樣，只有16.8%的遊行人士認為自己和家人的政治態度大致上不一樣。36.1%的遊行人士認為自己跟朋友的政治態度大致一樣，認為自己跟朋友的政治態度大致不一樣的只有10.2%。同時，分別有4.8%及3.2%的遊行人士認為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不贊同自己參與七一遊行，認為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贊同自己參與遊行的則分別有45.2%和55.5%。 總括而言，支持民主、自發參與、政治意識高，以及身處政治意念相同的社會網絡中，是七一遊行人士的幾個主要特徵。但在這些似乎穩定的特徵之下，七一遊行又有沒有甚麼轉變呢？或從另一個角度看，七一遊行舉辦多年，除了2003年的一次有比較直接和具體的政治影響外，其他多年的七一遊行都未見有甚麼實際的影響或為香港的政治帶來甚麼衝擊。自然地，就算是原本的支持者也可能開始懷疑七一遊行的力量和意義，而對繼續參與失去興趣。兩位筆者在2005年曾組織七一遊行人士的焦點小組討論，就發現遊行人士如何判斷七一遊行的效應跟他們會否持續參與有關係。事實上，就算在繼續參與的市民當中，也有的承認七一遊行的力量已減弱。在2007年的現場調查中，就有20.6%的遊行人士同意「一年一度的七一遊行已開始失去效力」這句話。但在今年的調查中，同意這句說話的只有14.7%。在香港現時的政治困局中，難免會有遊行參與者意興闌珊，那為甚麼七一遊行仍可以有數萬人參與？支持著七一遊行的延續的新動力從可而來？ 最簡單的答案，就是七一遊行其實不斷有新的參與者。在2007年的現場調查中，我們發現12.4%的參與者是在2003至2006年間從未參加過七一遊行的，而在今年的調查中，首次參與七一遊行的市民比例更達22.8%。以今年整體遊行人數約三萬人計算，約有七千人今年首次參與七一遊行。 跟曾在過往已經參與過七一遊行的人士比較，這些首次參加者的訴求強烈程度較低，在「再參加者」中，「非常同意」自己是為了支持民主而參與遊行的有86.8%，而在新參加者中，其比例則為64.1%。非常同意自己是為了所屬團體的訴求而遊行的再參加者有34.9%，而在新參加者中的相應比例則為25.0%。這些不同是可以預期的。多次參與七一遊行的市民，其對民主的追求及對政府的不滿自然會比大部分市民要高。 同樣可以預期的是新參加者的參與決定是在動員過程中較後時間所做的。在再參加者中，只有7.7%在七一當日或前一日決定參加遊行，另外10.2%則在遊行前一星期左右或之內決定參與。但在新參加者中，在當日或前一日決定參與的有27.5%，在一星期左右或之內做決定的則有19.7%。 新參加者的整體政治參與亦比再參加者低。在再參加者中，67.7%有參與今年的六四晚會，在新參加者中的比例則為35.4%。有於去年立法會選舉投票的再參加者的比例為87.8%，而新參加者中有於去年立法會投票的比例則只是56.5%。在再參加者中，經常和家人討論政治的有35.9%。在新參加者中，相應的比例則為15.5%。但值得留意的是，在再參加者中，經常和朋友討論政治的有30.6%。而在新參加者中，相應比例亦有26.9%。雖然仍然比再參加者的比例低，但只是幾個百分點而已。 事實上，人際網絡的動員是新參加者的主要來源，而在各種人際網絡之中，朋友比家庭似乎來得重要。表二顯示了再參加者和新參加者對從各種渠道而來的號召的影響力的看法。從中可見，新參加者並不比再參加者認為大眾傳媒對他們有影響力。例如認為報章新聞對自己的參與決定有重要影響的再參加者有44.2%，持同樣觀點的新參加者則只有33.9%；認為電台烽煙節目對自己的參與決定有影響的再參加者有43.4%，持同樣觀點的新參加者則只有34.3%。 表二 各種號召對再參加者和新參加者的參與決定的影響
圖中顯示為認為從某一渠道而來的號召「重要」或「非常重要」的比例。 相比之下，雖然認為朋友對自己的參與決定有影響的再參加者亦有47.2%，但認為朋友對自己的參與決定有影響的新參加者高達61.8%。新參加者亦較傾向同意從互聯網而來的號召對他們有重要影響。認同這種渠道而來的號召的影響的新參加者有49.7%，而在再參加者中的相應比例則只有37.1%。 朋友網絡對新參加者的重要性，亦體現於有關政治觀點異同的問題上。我們以上提到，七一遊行參與者大都身處於政治意念相同的社會網絡中。但如果我們集中看家庭的話，我們就會發現新參與者和再參與者之間有一些差異。在新參加者中，雖然亦只有8.7%認為家人並不贊同自己參與遊行的行為，但這個百分比已明顯地高於再參加者中的相應比例（3.7%）。而且，在再參加者中只有10.2%不知道家人會否贊同自己參與遊行，但在新參加者中則有22.8%不清楚家人對自己參與遊行的態度。 相比之下，新參加者和再參加者的朋友網絡則非常相近。在再參加者中，認為自己的朋友不贊同自己遊行的只有3.4%，而在新參加者中，相應的比例更低至2.4%。不知道自己的朋友的態度的再參加者有15.7%，而不知道自己的朋友的態度的新參加者亦不過有18.6%。 所以，遊行人士通過朋友網絡之間的相互動員，確保了七一遊行不斷新血加入。由於問卷的長度及其設計上的局限，我們沒有太多數據更深入的探討新參與者的動員過程。更重要的，我們亦沒有數據或研究資料顯示新參與者在經歷首次七一遊行後的感覺。但我們在這裡希望根據幾位筆者的個人觀察提出幾點作討論。 在這次遊行過後，一些輿論借用了台灣政治術語中「基本盤」一詞來討論遊行人數。但甚麼是一個「基本盤」？從我們的數據可見，基本盤並不是指同樣的兩三萬人每年都出來遊行。在我們的調查中，指自己在2003與2008之間參加過三次或以上的七一遊行的人士有約43%。以遊行人數總數三萬人來計算，則約13000人左右。我們可以想像，七一的忠實支持者可能仍有約兩萬人，而這批支持者中，就算欠缺迫切的社會或政治議題，就算民主進程看似沒有進展，大部分（但並非全部）仍會參與七一遊行。一萬數千可能是七一遊行的「最基本盤」。而今年七一遊行人數達至三萬，其實已經反映了市民對政府的不滿有升温的趨勢。其中新參與者的比例高於五分之一，更應該是過去多年之冠。 事實上，亦有論者指出今年的遊行人士高叫「曾蔭權下台」和「曾蔭權慳Ｄ」等口號，看來比過往「激進」。在金融海嘯之下，今年的遊行人士是否真的比過去兩年的遊行人士帶有更多負面情緒是可以想像的。同時，互聯網上興起的惡搞和自製物品風氣，亦令遊行多了極具諷剌意味的表達，如一幅「曾蔭權：『我代表你條毛』」的海報，就令不少遊行人士會心微笑。 所以，遊行人數低於民主派預言的十萬人，不代表七一遊行已是強弩之未。相反，雖然每年都會有市民暫時離開遊行的行列，但同時每年都會有新的市民加入遊行，而市民有時亦會帶進新的表達形式。在新參與者中，也許一些人只會參與一次，但也許有一些會受到七一的「感召」，從此變得更為熱中於追求民主自由。長遠來說，對民主有所渴求的市民只會繼續慢慢增加。而當民主進程再次成為迫切議題時，會走出來的市民很可能回到十萬以上。如果大家不是太善忘的話，2005年的七一和十二月四日的兩次遊行，就是這種情況。前者只有兩三萬人參與，但後者則回復十萬人的聲勢。十幾二十年來的六四晚會也是類似的情況，雖然每年的參與人數有高有低，大部份時候就是三數萬人，但只要晚會能夠持續，就有機會讓更多「新人」認識六四，到了一些特定時間，如今年的二十周年紀念，參與人數就可能會變成出乎意料地高。 廣義地說，六四和七一在香港有重要的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的功能。參與者既能經歷甚麼是集體行動和政治參與，亦能體驗到對多元觀點的包容。說實話，當外傭團體高呼將家傭納入最低工資保障範圍時，有多少遊行中的香港人會同意？但沒有人不歡迎外傭團體的參與。同時，每年的七一遊行都有不少政黨和團體在街邊設置攤位，或籌募經費，或解釋自己的理念，或宣傳各種議題。就筆者所見，今年在遊行路線設置攤位的團體更多（所以警方真的應該開放多兩條行車線，因為放在街邊的攤位往往已佔用了一條行車線）。支持釋放劉曉波的組織就集得過萬簽名。路上有包括《零八憲章》、《我們的七一》、記述民運人士的故事的《再回家》等書藉出售。有組織派發一份十二版的有關廣深港鐵路的特刊，批評該昂貴的鐵路只為西九服務，而受影響的新界村民則被忽略。演藝團體好戲量則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宣傳。七一遊行越來越像香港公民社會的縮影，這種發展趨勢是正面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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